不知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国的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是由三枚布币构成的一个“人”字形。这个设计非常经典，它不仅精准地反映了我国的央行称为“人民银行”这一属性特点，还深刻地揭示出了源于铲形农具的“布币”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最初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外来的交换品是海贝，在内部可以让渡的财产中，主要使用的不是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常用的家畜，而是青铜制作的铲形农具，被称为“布币”。
下面我就带大家走进先秦四大货币体系，去领略璀璨的先秦货币文化。
一、青铜铸币取代海贝成为货币
海贝作为我国最早的货币，虽然直到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才被正式废弃，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便已经基本绝迹。替代贝币的是由农具铲、工具刀以及纺轮等手工工具发展演变而来的、形态各异的青铜铸币。
青铜铸币为什么会取代海贝而成为货币呢？
实际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我们知道早期人类社会曾经发生过两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因为社会的分工，各个部落生产的产品不尽相同，这就为经常性的交换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随着手工业的发展，金属逐渐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主要材料，在交换中自然居于首要地位并取代其他商品货币而充当一般等价物。最初多半是由铜铁等贱金属充当货币，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金银等贵金属因其自身的优点而逐渐胜出，最终代替铜铁而成为货币材料的首选。
金属货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重量和纯度，与形状几乎无关。金属铸币虽然在流通中会发生磨损、减重等现象，但是依然能够流通使用，后来就是根据这种现象而衍生出了与金属货币同时流通的兑换券，进一步又演变为不兑换的纸币以及当前的各种信用流通工具，这是到目前为止货币发展的一般轨迹，也可以说是基本的规律。
我国早期的金属货币是由青铜工具演变发展来的。根据考古发掘的钱币实物，大致在周王室直接统治的都城洛邑（今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以及三晋（山西、河北）地区使用的是由农具铲演变而来的空首布，后来又演变为平首布，统称为布币；燕国、赵国，以及齐国等地，大约从春秋晚期开始铸造使用刀币；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的魏、秦、燕等国，开始出现一种新型的圆形有孔的货币，被称为圜钱，一般认为它源自纺轮，也有人认为可能是由玉璧发展而来；南方的楚国则使用铜贝，这种铜贝又被称为蚁鼻钱。另外，楚国还铸造一种金版，称量使用，表现出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一种独特的货币形态。
二、四大货币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微，各诸侯国则日趋独立。因为政治上的割据、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生活环境、生产方式上的差异，使得各诸侯国的货币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布币、刀币、圜钱、铜贝（蚁鼻钱）四大货币体系。
1.布币
布币是由农具铲演变来的。这种演变的痕迹，首先从实物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早期布币的上端即首部，仍然保留有用来插木柄的銎并且还留有范芯，布币的首部因中空并呈銎状，所以被钱币界形象地称为“空首布”。但是，空首布因其原始体形上的一些先天缺陷，比如方形中空的首部、大而薄的形体，既不容易保持完整，又不便于大量携带或储存，限制了其货币职能的发挥。特别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当货币的使用更为频繁之后，空首布体形上的这些缺点就给使用者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于是，从春秋后期开始，空首布的形制便逐渐地开始发生变革，进入战国以后，最终演变成为“平首布”。所谓平首布是指上端首部不再是中空的，而是呈扁平的实体。平首布的式样非常复杂，但是绝大部分有布足，因此，根据足的不同形制，大致上又可以分为：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三孔布）和釿布四种类型。
原始空首布空首布圆足布（武阳，三孔布）方足布（宅阳）布币是从铲形农具演变来的，除实物上的承继关系之外，在文献中也能找到依据。如《诗经·周颂·臣工》中有“命我众人，庤乃钱镈”的诗句，意思是周王命令他属下的农人们，收藏好他们的锹和锄，他要去视察开镰收割庄稼。《说文解字》对“钱”的释文是：“钱，铫也。古者田器。”这里“铫”即“锹”字，与铲同类。《广雅·释器》对“镈”的释文是：“镈，锄也”。由此可知，“钱”与“镈”都是当时农具的名称，后来将货币统称为“钱”就是来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将铲形铸币称为“布”，也是源于此，这是因为在古代，“布”是“镈”的同声假借字，可以相互借用。
布币是我国早期最重要的金属铸币，但是它最早出现于何时却难于做出准确的界定。这是因为实用的生产工具铲，与早期用于货币的原始镈（布）之间是很难划分的。一般说来，越早的布币，其形状就越接近于它所演变的工具，这些工具后来因为逐渐减重而演变成为各种形制不同的布币。根据出土资料，钱币界学者大多数认为最早的布币大致出现在商朝的中后期。
正是因为布币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货币形态，为早期金属铸币的产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才被选作央行行徽的构成元素。
2.刀币
刀币也称“刀化（货）”，它是由实用的工具刀削演化而来。这种观点在钱币界一直存在分歧，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延庆军都山发掘的山戎部落墓地中，有原始青铜刀削与尖首刀同时出土而得到证明，最后才被普遍接受。
刀币的流通范围没有布币广，主要是在北方燕赵等国的狩猎民族和东方从事渔猎的齐国使用。这与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先民，用农具铲作为货币是一个原理，在北方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以狩猎及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先民中，刀削自然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生产工具，所以后来就以刀为货币。这种观点虽然可以说明刀币产生的原因，却不能解释清楚刀币手柄上为何要有一个圆环。因为在我国古代并没有用过如刀币那样柄上带一圆环的实用刀具。这种刀削在殷墟的墓葬中没有发现，周代的器物中未曾有过，甚至在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墓葬中也没有见过。既然实用的刀削都没有铸有圆环，那么为何用作一般等价物的刀币却要在手柄处铸一圆环呢？目前对此还没有合适的解释，我认为可能是为了将多枚刀币串在一起，这样便于携带和计数，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布币有空首布和平首布两种，那么刀币又有几种类型呢？刀币依据流通区域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
燕国刀币（针首刀、尖首刀、明刀）一类是北部燕国、赵国的刀币。体形稍小，但是种类较多。其中，燕国的刀币，形制上又可分针首刀、尖首刀、明刀三种类型；赵国本来是铸行布币的国家，但是从战国中期开始，为适应与邻近通行刀币的燕国、齐国的贸易需要，也开始铸行刀币。赵国的刀币是先秦刀币中数量较少的一种，经常与燕国的明刀或三晋的布币混杂在一起出土。
另一类是东部齐国的刀币。齐国在姜氏时代，估计刀币、布币、圜钱在民间都曾经流通使用过。周安王二十三年（前）田氏灭姜以后，开始专门行使刀币。齐国刀币与燕、赵两国的刀币不同，体形硕大、文字高挺、铸造精整，但是数量较少，流通区域仅限于齐国境内。齐国的刀币通常根据所铸造的文字数量而分为：六字刀、五字刀、四字刀、三字刀。其中，六字刀上面的文字为“齐建邦长法化”，简称“建邦刀”。六个字中除第一个字“齐”字之外，其余五个字始终都有争议，最后两个字钱币界多读为“法化”，意思为国家法定的货币；古文字界则解释为“大刀”，意思为大型的刀币。分歧主要是在第二个字，其中以释读为“建”“造”“返”较有影响。实际上，这三种释读都字义通畅，与齐国的历史也能联系起来。其中最有可能的是齐襄王靠田单驱逐燕军，复国之后所铸。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公元前年周室接受田和为齐侯的称号后所铸。不管是哪一种，都有开国或重新建国的意思，明显是为了纪念而铸造的，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念币。
齐国刀币（六字刀、三字刀）3.圜钱
圜钱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在以往贝币、布币、刀币之外，又新出现的一种独立的货币系统。我们前面讲到布币源于农具铲，刀币源于生产工具刀削，那么圜钱的来源是什么呢？
关于圜钱的来源，目前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是从手工工具纺轮演变而来，这从早期的“垣”字以及“共”字圜钱的尺寸与仰韶附近出土的纺轮尺寸的对比中可得到证明。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圜钱是由古代的玉璧发展而来，并列举古代文献中有以玉为币的记载作为依据。
有关圜钱的来源，虽然意见还不统一，但是钱币界基本上一致认为圜钱可能最早产生于魏国，后来被别的国家所采用。圜钱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战国时期最早出现于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并不是偶然的，这应该与公元前年李悝为魏文侯相后推行的改革政策有关。
就目前所知，铸有文字的圜钱以“安臧”钱为最早。“济阴”钱为先秦圜钱中流通时间最久、变化最多的一种。“垣”字圜钱，数量较多，范式也比较复杂；“共”字圜钱，是仿自“垣”字钱，数量较少，后人多以姊妹钱称之。也有人认为“共”字指的是“共和时期”[1]的执政者共伯和。但是，先秦货币文字中还从来没有表示时间或执政者的例证。因此，这一观点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布币有空首布和平首布两种，刀币有燕赵的小型刀币与齐国的大刀币两种，那么圜钱又有哪几种类型呢？
圜钱除大小、轻重上有差别之外，从形制上又可以分为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两种式样；从边郭上又可分为：有轮廓和无轮廓两种。从钱币上所铸造的铭文来看，已发现的圜钱约有20多种，分别是由魏、赵、东周、西周、秦、齐、燕等国铸造的。一般说来，魏国、赵国、东周以及西周铸造的圜钱多铸地名、国名，有的是地名加币值或货币单位；秦国、齐国、燕国的圜钱多铸币值或货币单位。
魏国圜钱（共、垣）圜钱虽然是战国时期币制中一个较小的体系，但是它承上启下，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货币形态。圜钱的出现，说明除南方楚国以外的黄河流域各诸侯国货币的形制，从战国中后期开始，已经开启了逐渐统一的趋势。
4.铜贝（蚁鼻钱）
楚国最初也使用龟甲、贝作为货币，这在《竹书纪年》中已有“周厉王元年，楚人来献龟、贝”的记载可以作为证明。但是，后来楚国使用的货币完全不同于北方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布币、刀币、圜钱，而是一种被称为“鬼脸钱”或“蚁鼻钱”的铜币，这又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楚国的货币是由殷商时期的铜贝逐渐演变而来的，形式上仍然保持了天然贝壳的式样，如正面凸起，背部扁平或凹入，端有穿孔，面部铸有阴刻的文字，很像“咒”字。这种钱币，史书中没有记载，后人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称呼它。因为铜贝上的文字与小穿孔组合起来像一张丑陋的面孔，民间就戏称为“鬼脸钱”。世人望文生义，认为它是用来殉葬的冥钱，又感觉它像一只蚂蚁，于是又称为“蚁鼻钱”，以为是被用来防蚂蚁的冥钱，也有说是筑堤时用来防蚂蚁用的。
蚁鼻钱这种铜贝正面所铸造的阴刻文字，到底应该如何来释读呢？以往的钱币学家以及古文字学家曾有过各种解释，大多莫衷一是，很难自圆其说。实际上，币面上的阴刻文字，与“贝”字在金文中的写法十分相近，因此，我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楚国“贝”字的写法，因此称其为“楚贝”，似乎更为切题。
楚国的这种铜贝，是什么时间开始使用的呢？使用范围又是哪些地区呢？
钱币界对此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它无疑是楚国最古老的货币，这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它出土的地域几乎遍及战国时期楚国势力所及的范围，其中以河南为最多，其次是安徽、江苏以及山东南部，而传统的楚地湖北、湖南，反而相对较少。
这种铜贝质轻价低，小额使用还可以，如果遇到贵重物品，需要大额支付时，又当如何来解决呢？
楚国铜贝因价值低，大额支付时确实多有不便。因此，文献中记载楚庄王时曾一度发行过“大钱”，因为民众的反对不久便被废弃了。有关大钱的具体式样，因为史书中没有记载，不得其详。除铜贝之外，近年还新发现了一种属于楚国的代用币性质的青铜钱牌，有一铢、二铢、三铢三种面值。
此外，楚国还使用一种黄金铸币，主要用于社会上层的大额交易，形制上有金版与金饼两种。金版除偶有圆形的外，多铸成不规整的方形，有的呈扁平的长方形，有的四角上翘呈不规则的方形，有的甚至拱曲如瓦状。虽然形式上表现各异，但是上面都钤有带文字的方形小印戳。这种金版，宋代已有发现，称为“印子金”，在旧的钱谱中有收录。印戳上的文字，以“郢爯”“陈”为多见。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切割成小块，用天平称量。黄金铸成一定的形状，已经具有了铸币的性质，但是使用时不计枚数，而是称重量，这说明它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黄金铸币，仍然还属于称量货币。
楚国位居南方，无论文物制度，还是思想信仰，因为大部分都承袭殷商的旧制，与中原地区周朝分封的各诸侯国有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在货币制度上表现得就很明显，如楚国的货币就是由殷商的铜贝演化而来并自成体系。因此，仅从楚国铜贝与布币、刀币、圜钱的巨大差异中，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楚文化的特殊性。
三、先秦货币文化发达的商业背景
我国古代货币产生于商代，发展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最后统一于秦朝。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文化非常发达。这就如同诸子百家在我国思想史中的地位一样，先秦时期的货币也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璀璨的时期，始终闪耀着创新的光芒。在灿烂的先秦货币文化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当时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兴盛。这与当时发达的商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以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那时农业已经使用牛耕，铁质农具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人们已经懂得施肥并修建了许多的农田水利设施，如：鸿沟灌溉系统、引漳溉邺水利工程、郑国渠、都江堰等都是当时修建的。手工业、家庭副业也得到相应发展，人口的增加更是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各个城邑都纷纷设置了用于交易的“市”。
如文献中记载有：
“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卅有余”。齐国丞相晏婴的家“近市，湫隘嚣尘”，因为离集市太近，过于喧嚣热闹，齐王建议给他另建新居。鲁国的大夫曾阜就讽刺说“贾欲赢而恶嚣乎？”，意思是说商人想赢利难道还怕喧嚣热闹吗？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市场的众多与繁荣。
“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5]，“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6]，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的机敏和不辞辛苦。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7]；“一贵一贱，极而复反”[8]；“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9]。说明以范蠡、白圭为代表的商人已经具有了很深的商业理论，懂得利用价值规律来谋取利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当时的许多商界名流不但叱咤商场，还在文化与政治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郑国的“弦高犒师”退秦兵，吕不韦资助子楚回国继位，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并资助他的老师孔子讲学等等，都是典型的事例。
实际上，正是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繁荣的商业经济，孕育了多姿多彩、璀璨夺目的先秦货币文化。这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货币文化独立发展，自成体系，源远流长而未曾间断，内涵丰富且博大精深。这才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